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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以来的中西文化对撞(演讲稿)

时间:2012-05-11 16:09:02 点击:

  核心提示:今天,在这里来和大家谈中西文化的对撞与交流,是在我国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之后来谈的,是在我们人民的物质生活达到历史上最好的状态下来谈的。...

    今天,在这里来和大家谈中西文化的对撞与交流,是在我国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之后来谈的,是在我们人民的物质生活达到历史上最好的状态下来谈的。当今之世,可能是中国最强盛的时代,也是中国官场最腐败的时代,那些人动辄贪污国家资产几千万、上亿元,这个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没有过。历来的说法是“饥饿出盗贼”,那么是他们过不下去吗?是缺钱花吗?不是的,是他们精神出了问题。有的官员如此,人民就很高尚吗?人民中出现的问题同样严重。比如个人中心主义、金钱万能主义、权力崇拜主义盛行,而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爱国主义、仁爱之心全面塌陷,被称为国之四维的“礼义廉耻”全面丧失,导致国民精神空前萎缩,这种经济和文化的不和谐发展,可能导致中华民族形象的全面异化,这是我们不得不警惕的。精神生成于文化,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精神。而民族是以文化相区别的,自己的文化都没有了,民族也就不复存在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为什么事情会弄到这种地步呢?我们先来看看中华文化的流变和受到的几次冲击。
    首先是西汉董仲舒提出“三纲”之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发生了第一次流变。“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这个“三纲”将原儒中的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的双向负责,变为单向的绝对服从,儒家文化从此工具化,进而流变为皇家意识形态,这就造成了以后历朝历代的执政弊端,土地问题、妇女问题、君臣关系问题、“道” 与“器”的问题、忠与孝的问题等等。本来在原儒那里,是道器并重,是君仁臣忠,是父慈子孝,是男女同尊卑;是孟子主张的“民为重、君为轻”,可是到董仲舒提出的“三纲”之后,中华文化发生了第一次流变。尽管是流变,流到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流到洋务运动、流到晚清的张之洞,他还是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中华文化的本体没有变。
    中华文华的第二次被冲击是在“五四”时代,面对内部的腐败无能、外部的列强入侵,国人百年积弱、百年积贫,当时的文化精英们,胡适、鲁迅这一批人,把民族败坏的原因归罪于中华文化,于是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进而全面否定中华文化,他们发表了许多极端的言论。比如胡适公开宣称“西方中心论”。他们以实用功利为目的向西方寻求救国之道,比如晚清时贤倡导的进化论、严复的《天演论》,“五四”时期的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三十年代郭沫若、陶希圣倡扬的社会史,等等。尽管这批人是反帝反封建的斗士,但这些极端言论的负面影响至今尚在,经过近百年的历史沉思,我们重新审视“五四” 精英们的思想局限,是我们重建中华民族精神的必须和责任。
    当然不能忘记,我们还有一批坚持文化自信的学者,从辜鸿铭到王国维、陈寅恪以至吴宓、钱钟书,他们不是刻板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都有很好的西学功底,是学贯中西的大家,他们认为学无分古今中外,唯道是求;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国学西学道术未裂。他们的出现,是对民族自信心的一种拯救和对极端西化主义的一种匡正。
    中华文化的第三次冲击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五四” 时代是极端的言论,“文革”时代是极端的行动。所谓的“打倒封资修”其实只是打倒了自己的文化。据统计,当时仅山东曲阜孔庙孔林,被砸碎的石碑有五千多块,这些珍贵的文物在中国文化史上就永远地消失了,和无数被焚烧、被砸烂、被拆毁的珍贵档案、文物古迹无法复原一样,这成为中华民族一个永远的痛!
    中华文化第四次遭受的冲击,就是近三十年来的改革和开放。这一次不是口号和行动,而是灵魂的丢失、而是心血管的埂塞。中国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思想无禁忌,行动无约束,只要能与“国际接轨”,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于是,西方的各种思潮也随着技术的引进、随着各种媒体的开放,全面进入我们的社会生活。改革开放初期萨特主义盛行,接着是知识界几乎人人都说海德格尔,然后又是马克斯韦伯,又是涂尔干,不几年又时兴德里达、哈贝马斯,之后是伯林、罗尔斯等自由主义者相继出场,新世纪以来,谈论施特劳斯和施米特又成为时髦,在思想领域,真正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各领风骚三五年。中国思想文化界用三十年时间,瞎子摸象一般,把西方一百年来的思潮从头演习了一遍。我们为了奔小康、当大款,物欲空前膨胀,高速路和互联网使我们快速进入地球村;我们在经济、体制、思想、文化等等方面,都急不可耐地要与西方接轨,恨不得每个细胞都快速转化为欲望、金钱。是的,经过努力,我们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但代价是我们失去了美丽的自然环境,我们重复着西方工业文明的恶梦,正如英国诗人菲立浦拉金痛苦吟唱的:现代文明留给人们的唯有“轮胎和混凝土”,这也正好是当下中国的形像,我们沦为了“车房奴”,汽车的轮胎取代了人身的自然运动,混凝土的房子板结了中国人原本质朴的心灵,中国人的精神荒芜了,生活中充满着无止境的欲望。表面上看,这是一个价值取向多元的时代:西方的价值观念、中国的古老传统、中国式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好象都并行于世。但是,一个铁的事实是:中国社会正在日益全盘西化!西方的各种理论都来中国寻找试验场,以北京为例,鸟巢、鸟蛋、大裤衩(国家体育场、国家大剧院、央视新大楼)三大建筑严重地消解了北京浓郁的明清文化风貌,西方冒险家如此猖狂完全是为了投合精神乞丐之所好!一个普遍的现象是:中国先贤创设的优秀的传统文化屡遭耻笑,经济是发展了,但全民族道德下滑!二十年代,中国学术界丑化过一个辜鸿铭;五十年代,中国文学界批倒了一个沈从文,现在的事实证明:这二位代表的文化取向正好通向人类本真澄明的精神之境。(注:辜鸿铭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他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他把中国文化视为珍宝、向西方倾力推荐, 并且获得了西方的尊重;同时,也至少使西方在其文明处于强势时期,对中国有了一定程度的尊重。德国作家勃兰特夫人说:“辜鸿铭死了,能写中国诗的欧洲人还没出生!”作为北京大学教授,他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固执的守卫者,是全盘西化论者的死对头。沈从文提出人与自然应“和谐共存”,人本于自然、回归自然的哲学。他的“湘西”系列作品要负载的全部内容是“优美和健康和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作为“传灯之祖”的陶渊明,其文学精神在当下中国也日益油干灯烬了。也终于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才明白:西方文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为我们打开财富道路的同时,也在残害着我们古老的文明和民族精神!我们掏金开矿挖山挣钱,可我们呼吸着污染的空气、吃着化肥农药生成的粮食、饮用着可疑的“净水”、食用的大肉是四个月就出栏的速成猪、菜蔬瓜果都是转基因的,我们的生存环境被严重破坏和污染;各种怪病不时出现,03年是“萨斯”、08年是禽流感、09年是猪流感、现在又是“甲流”,还不知道明年会是什么;我们推进乡村城市化,结果是良田抛荒、农民离开土地!要改变这种经济和文化不平衡发展的态势,有识之士提出必须重新审视我们现行的价值观、必须重建民族精神。为了重建民族精神,就必须重新重视我们的文化元典。中华元典里有着我们自己的文化源头,丢掉中华文化源头,就等于抽掉了我们民族的精神骨骼,经济可以扶起一个个贫穷的身子,却扶不起一群精神的乞丐!
    重读民族文化元典,再塑民族精神,应该从中国传统道德的底线出发。读《尚书》、《内经》、读《周易》、《论语》、《孟子》,读先秦的典籍,就知道我们民族历来就有一些基本的道德准则:比如以“仁”为本的恻隐之心,以“义”为本的羞恶之心,以“智”为本的是非之心,以“礼”为本的辞让之心,等等,这是一个严密而稳固的思想体系,它长久地主宰着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你无论是独善其身还是兼济天下,这些准则为中华民族的延续和发展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孝居于中心位置,因为百善孝为先;
    孝向上延伸,就是忠,忠于祖国、民族、人民、领袖;
    孝向下延伸,就是仁,上级、长辈对下要承担的责任与义务;
    孝向右延伸,就是义,诚信,义气,四海之内皆兄弟,人际关系上的双向负责;
    孝向左延伸,就是礼,为上下左右的的人际位置而规定的肢体语言,见了长辈要行礼,拜见先生要鞠躬,路遇熟人要拱手。这是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
    为什么说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核心是孝,因为孝就是感恩:父母给了我们生命,老师给了我们知识,土地给了我们粮食,森林给了我们绿色,我们都应该感恩。德国的汉堡是一座港口城市,有一年中国的一个商务代表团到这里在一家餐馆吃饭,酒足饭饱要离开的时候,一位就餐的德国老太太人追上来说,不要忘了你们的东西啊,这几个中国老板说没有什么东西了,老妇人很惊讶地说,你们要的菜只吃了一半就不要了啊?其中一个中国大款用英语回答:这你就不要管了,花的钱是我们自己的。老太太一听十分生气,马上掏出手机拨了个电话,不一会儿,来了一位德国社会保障局的督察,问明情况后,开了一张50马克的罚款单,中国老板目瞪口呆,又纷纷辩解说这样的处罚没有道理,德国的督察说:“钱是你们自己的,但资源是全社会的,世界范围里资源短缺,多少人在饿肚子,德国法律规定浪费是要接受处罚的。”中国商人被说服了,接受了处罚,并且把这张处罚单复印了若干张,说是回去送给亲友最好的纪念。
    所以感恩是个大概念,包括水、空气、所有植物和小生命,尊重一切是人生的大境界。可是在近三十年间,我们忙着挣钱的时候,把这个百善之首给丢掉了,相反要叫外国人教训我们。其实,我们先人就说过“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只是我们的老板在有钱之后,把祖宗这个教训给丢掉了。所以,对一些有钱人来说,当务之急不是如何挣到更多的钱,而是赶紧补上中国的伦理道德这一课。现在,有两大恶兽在侵吞着我们的灵魂:一个是网络,一个是电视。由高科技支撑的这两大强势媒体,在传播信息的过程中出现了“五多五少”,即: 垃圾信息多,知识信息少;金钱信息多,文化信息少;娱乐信息多,学习信息少;动乱信息多,和谐信息少;血腥信息多,吉祥信息少。所以这两种恶兽般的媒体,不知异化了多少炎黄子孙,西方文化的入侵正是利用了这两个强有力的通道。当然,这两年我们也有所觉醒,央视的“百家讲坛”在普及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功不可没。
    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华文化?她的理论基础是什么?这从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两个方面讲比较方便。从人文方面讲,中华传统文化的哲学基础是儒、释、道三家。儒家解决人际关系的合谐问题,道家解决人与自然的合谐问题,佛家解决人与心灵的和谐问题。所以儒、释、道三家,形成一个严密的体系,博大而稳定地守护着我们的民族精神,使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人口强势繁衍、文化延绵不绝且具有强大的消化吸收能力,即便是元朝和清朝两次外族入主中原,但他们最后都被汉化了,请看满族除了留下旗袍还有什么?他们夺取了政权,丢掉了自己的文化,为什么?因为,儒、释、道合成的文化具有强大的同化能力。就连乾隆皇帝也喜欢写格律诗,他一生写了近五万首诗,接近《全唐诗》的总和,也算高产诗人,尽管他的诗大多平庸,但他主动续接唐宋诗词的文脉,严然是炎黄文化的谪传,那么是什么东西使他如此痴迷?答案只有一个:是中华文化的外在魅力和内在价值。可是,鲁迅曾告诫青年:“不要读中国书。”类似的错误,在当今高倡宏扬传统文化的今天,首当纠正过来。
    我们必须读中国书、读中华文化元典,这里边讲述人际关系,父子、君臣、夫妻,都是互为因果、双向负责,共同承担责任与义务。上边谈到的“忠”,对祖国、对朋友都要忠,这个“忠”不是愚忠,忠是有原则性的,《孟子》(孔子思想的继承人)给“忠”的原则是:“教人以善谓之忠”,对朋友的忠就是要教他有善心、行善事,郭店出土的楚简里还说:“忠”就是“恒称其君之恶者”,敢于批评皇帝、领导、上级,这就是“忠”!
    《孝经》云:“君不义,臣不可以不诤于君;臣不义,子不可以不诤于父。”儒家对君臣关系的认识是“君有道从君,君无道从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孝”又是什么呢?《荀子》(战国时期思想家)说:“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所以,中华元典文化里就没有“愚忠”、“愚孝”这一说。而“五四”时代高喊“打倒孔家店”,他们把“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男尊女卑、从一而终”,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这三纲等等都一古脑儿搁到孔子头上,这不是天大的冤枉吗?孔子的主张是“男女同尊卑”(见《礼记、昏义》),他的儿媳妇是再嫁出去的(孔鲤),孙子媳妇是再嫁进来的(孔及),有什么从一而终的影子?“三纲”是从西汉董仲舒“阳为阴纲”的理论演化出来的,与孔子有什么关系?恰恰相反,孔子主张“父慈子孝”,主张“君仁臣忠”。事情过了近百年,现在看来,“五四”要打倒的东西,不少都是国粹,都是今天要宏扬的东西。现在,全世界都确认孔子是文化大师,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孔子学院,孔子思想是我们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一个贡献。
    可以比较一下,中西文化在源头上的不同:西方文化里,人是上帝造的;可中华文化元典《周易》里说是“先有天地而后有万物,先有万物而后有男女”,就是说人是由天地万物演化而来的;还有,西方人认为是上帝造了伊甸园供人居住,可我们祖先的记载是“构木为巢”,先人们自己伐木盖房子;西方人说火种是普罗米修斯从天神那里偷来的,而我们的祖先是钻木取火;世界和物质为什么会运动,中华文化的回答是:阴阳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在基督教文化里,说是上帝的“第一次推动”,也有说是上帝朝地球踢了一脚,大科学家牛顿也这样说过。所以在认识论上,中华文化是以人为本、实践出真知,西方文化是以神为本、上帝出万能。西方文化崇尚民主与自由与科学,民主是个性自由的保障,个性自由的结果是个人中心主义;而它的科学保障它物质欲望的无限扩张,这就产生了掠夺与侵犯,比如美国,侵略越南、侵略朝鲜、侵略伊拉克、侵略阿富汗等等,他要自由就叫你不自由;你的矿藏他可以开采,你的女人他可以侵占,这必然导致战争和动乱,但是同时,他们用基督教文化作润滑,忏悔啊,慈善啊,以保证社会运行,但他们的“侵略”和“慈善”比起来,他们的“忏悔”实在是太微弱了,美国出兵伊拉克的理由是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武器,最后翻箱倒柜也没找出来,却造成了一个国家的动乱与贫穷,对此他们忏悔了吗?没有。前几年,有人说要真正学美国的先进文化,就得把基督教也引进中国,彻底改变中华文化,那么试想,我们的文化都没有了,还有中华民族吗?按照西方的价值观:你的矿藏我可以开采,你的女人我可以侵占,面对同样的问题,中华文化是回答是:“君子不爱人之爱”,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只有中华文化才可能造就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
    再从自然学科方面来讲中华文化。
    英国学者丹皮尔在《科学史》一书的第一章、第一节的第一句话就说:“在历史的黎明期,文明首先在中国以及印度河和尼罗河几条大河的流域中诞生出来。”在这个“历史的黎明期”,中华先贤用一系列的发明创造召示人类文明的先河由我们开创。据《周易》记载,神农氏、黄帝、尧、舜、禹五大圣人,他们不但发明了农、渔业生产的各种工具,而且还创造了衣裳、舟车、臼杵、弓矢、宫室、书契等一系列先进器具。《尚书》记载了后稷培育五谷良种,《史记》记录了黄帝“淳化鸟兽虫蛾”,也就是桑蚕家畜的驯化与养殖。那么,中华先贤为什么能在人类文明的初期有那么多的发明创造?他们的理论依据是什么?
    这就涉及到中华文化中自然科学观。中华文化元典里,阐述人与自然的关系,说是“道法自然”、“敬天法地”。道、天、地、人必须遵循同一的自然法则,所谓“人文源于天文,人道源于天道,人德源于天德,人序源于天序,人时源于天时,人则源于天则……这种天人合一的基本立场,造就了我们的历法,这样的历法几千年来指导着我们的农业生产。”(刘明武语)。中华民族这种“法天则地的自然观,时空物三位一体的时空观,天人合一的系统论,取象比类、触类旁通的方法论,尚象制器的创造论;”(刘明武语)是先贤们发明创造的指导思想,并由此进而发明了自己的文字和医药,更有了造福世界的“四大发明”。
    《周易》里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这就说“道”是他们发明创造的理论根据,“道器之学”是思维基础。中华先贤正是用“道器之学”解答了许多理论问题,也解决了生产生活中许多实际问题。
    他们用“道”解释宇宙起源。与以上帝为宇宙起源的认识不同,中华先贤认为“一阴一阳谓之道”,宇宙源于“道”,“道”的分裂变化产生宇宙万物。阴阳之道一分为二分为天之道、地之道;一分为三分为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他们用阴阳五行解释物与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制约,用时、空、物三位一体的宇宙观来修正道理与人理的统一,来处理原动力与恒动力的关系。由此论之,他们认为:宇宙的原动力源于阴阳消长,事物的恒动力源于阴阳互动,老子还形象地用“风箱”运动来解释了宇宙间的动力问题,这种解释显然比“原动力是上帝踢了的一脚”的解释高明得多。
    具体到发明创造,中华先贤是“尚象制器”。生活需要器具,生产需要工具,自卫需要武器,生活生产还需要如度量衡这样的功能性器具,如何发明这些器具?中华先贤大自然中汲取智慧,在一个“象”字里面中找到了发明创造的原理和道理。由此,先贤们尚象制字、尚象制历、尚象建城、尚象制数、尚象制礼、制乐,尚象制一切实用的器具。比如中医里的象形疗法,吃核桃补脑,就是核桃仁的样子象大脑啊!那么,“道”在今天还能发挥作用吗?《新华文摘》2004年第11期发表了建筑大师贝聿铭在的文章,其中引用了孔子《论语》中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来解释自己建筑艺术与“道”之间的源流关系。
    而西方的科学思路,走的是以物论理的路子。他们对物质进行分析化验,化学成分、分子结构,然后再来化学合成,用机器批量生产,用市场机制获取利益。他们合成此物时不考虑一物与万物的关系,往往是造出了此物,危及了它物,这是现代科技成果的普遍弊病。今天,科学发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污染也到了空前的程度。如此严重的恶果,反映出了哲理上的先天缺陷,这就是只论形下之物,不论形上之理;只求“能不能”,不问“该不该”; 现代科学已经能克隆人了,但人该不该克隆呢?即便按照《圣经》的哲理,生孩子是夏娃和亚当两人同心协力之事,而非夏娃和亚当两人各自的事;按照《易经》的哲理,一阴一阳谓之“道”,独阴独阳不成“道”。所以,从男人或女人身上取出一个细胞复制成人,是完全不应该的。可以创造的并不等于应该创造,毒品可以制造但不应该制造。西方科技建立在征服自然的基础上,而中华先主张顺应自然,他们在发明创造时,首先会以“道”为基准问一个“合不合理”,例如养生与治病,中医首先问的是道与德。《黄帝内经》在开篇之处就强调,人的所有行为都要“合于道”。 所以“道器之学”,是建立在尊崇自然、和谐自然、“天人合一”的哲理基础上,它经得起时间与空间的考验,比如“道器之学”的成果“阴阳合历”至今还在使用,“道器之学”的理论至今还在启示着现代科技发明,2003年12月12日,数学家吴文俊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题为《东方数学的使命》一文,他说“正是中华民族的古老算法,演化出了推动世界进步的计算机。”
    美国学者大卫•格里芬在《后现代科学》一书的英文版序言中指出:“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抛弃现代性,我们必须这样做,否则,我们及地球上的大多数生命都将难以逃脱毁灭的命运。” 格里芬提议,应该“对传统社会的智慧予以新的关注”。如果向传统社会寻找智慧,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道器之学”中的尊崇自然、和谐自然的智慧、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智慧,就应该继续为人类文明进程发挥作用!
    中华民族既然有如此高明的理论和创造实践,可为什么近现代总是落后挨打呢?究其根源,在于文化的失传与质变,我们丢失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比如我们的“道器并重”,到后世流变为重“道”轻“器”, 甚至认为“有机械者必有机心”, 反对对自然科学的钻研和相关创造;还有阴阳和合之道的失传、尚象制器创造思维的失传、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民主思想的失传、敬天法地自然观的失传、“使民宜之”执政之道的失传、行而论道实践观的失传、“民重君轻”公仆观念的失传,等等,造成了长期以来,我们的科技不发达、政治不民主、经济不发展、社会不和谐的局面,以致东也敢打西也敢打,导致了中华民族的百年积弱和百年积贫。
    当然,国家和民族的落后,第一责任在执政当局,比如清末贫弱的责任首先在于当朝掌权的执政团伙。如果把民族落后的责任全盘归结为文化是没有把准穴位,更不能把文化工具化。西方文化比较重视物质,中华文化更注重精神,在一个国家物质经济贫困的时候,彰显西方文化见效甚速,因为它是“外求”性的文化;在一个国家精神贫弱的时候,中华文化更显助益,因为它是“内省”性的文化。也正是这种“外求”与“内省”的两极振荡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这也就是二十世纪为何会出现中西文化相互逆向选择的原因,这是经济和精神发展的不平衡造成的。中西文化好象两条优美的平行曲线,出现一会儿你引领我、一会儿我引领你,这要看这个国家或民族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发展层次上。
    要使中华文明重放光彩,我们应当首先找回先贤们创造文明的思维方式。比如墨子,他倡导兼爱、守义、尊天、节约,创立墨家学派,是邹鲁文化的大思想家,可他并非重道轻器,他发现了数学上“圆三径一”定律,对力学、机械学、木器制造都建树极高。1970年,在湖南发掘的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出土了一件丝织的衣服,这件衣服袖长将近2米,衣襟长1、28米,非常宽大的一件衣服,类似今天的睡衣,而且袖子特别长。这么大一件衣服,只有49克,不到一两重。可想那纤维多么细那衣料多么薄。当时为了复制这件衣服,作为国家课题的科研项目布置下去,尽管拨了巨额的经费,可好多科研单位不敢接这个任务。最后南京云锦研究所接了这个项目。但为了攻下这个科研项目,该所整整用了20年时间,直到1990年才勉勉强强仿制出来,为什么说是勉强呢?因为该所仿出来的比西汉的重了0、5克。于是有人惊呼:这不是仿一件衣服,这是在和古人比科技啊,因为这个项目涉及到桑树选种、蚕的配育、剿丝技术、纺织技术、缝纫技术、防腐技术等等,一件49克重的衣服关联着多个学科领域的科技水平,显示出来的是 2000年前我们民族的综合科技实力啊。如今,我们原子弹都可以造出来,就是2000年前的一件49克重的衣服我们利用现代科技却造不出来!我们不该为我们“道器并重”的文化自豪吗?
    前几年,讨论西安经济为何不如东南沿海城市发展得快,有一些所谓的“学人”说是怪西安的历史包袱太重,城墙的封闭性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对此,著名作家陈忠实气愤地说:你朝城墙吐唾沫管什么用?你就是把城墙拆了,西安经济就发展了吗?这些无知的“学人”扰乱了人们的视线,也开脱了执政者的责任。一个地方或一个国家的经济不发展,首要的责任及最终的责任在执政当局,怎么能嫁祸于城墙和它所象征的历史文化呢?比如满清,国势衰弱,首先的责任在朝庭。“五四”时代的文化精英发动了新文化运动,以打倒“孔家店”为口号,结果既没有救民于水火,更没有把列强赶出中国。事情过了近一百年,历史转过了几圈螺旋线,问题总算看清楚了,原来精英们要打倒的、包括鲁迅先生在1925年呐喊的六个“蹋倒”: 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其实全都是珍贵的文化遗产。“三坟五典”是三皇五帝时期的遗书;“百宋千元”是指清代两大藏书楼分别收藏的100部宋版书和1000部元版书;“金人玉佛”是珍奇的宗教工艺品;“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则是珍贵的中医药专利。这一切,正是今天我们极力要保护、宏扬的,一百多年来,对中华文化众说纷纭,主流的观点是批判的,是否定的,是扬弃的,他们仰头渴望和要接纳的是西方文化。有人反思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实是“五四西文化运动”,而且这个“运动”的负面影响至今还产生着消极作用。
    以中医为例。1846年,上海开设了仁济医院;1866年,广州设立了博济医学校,由此,150多年来,伴随着西方文化的入侵,中医受到西医的挤压越来越严重。同时呢,中国知识界那些推崇西医反对中医的精英们首先得到了报应。中医文化就是这么神奇,谁骂他谁就遭到报应。我讲几个故事:孙中山是西医医生出身,1925年他害了肝病,很严重,但西医治不了,孙中山又拒绝中医,他身边的人将中药混入饭中,他服下后曾一度使病情减轻,但孙中山得知后,坚决拒绝中药,后来西医医治无效,直到逝世。还有一个受害于西医的大人物就是梁启超,1926年,这位“戊戌变法”的领军人物,因血尿住进美国洛克菲勒创办的北京协和医院,经过西医的一系列检查和诊断,认定他患有右肾肿瘤,并据此于当年的3月16日,由协和医学院著名的外科教授刘博士执刀切除了他的右肾,但手术后对该器官进行病理检查时,发现右肾完全健康,一时舆论大哗,但梁启超的态度却十分宽容,病治错了,他身上没有了一个重要器官,九个月后,这位五十五岁的文化大师也就死了,而那位执刀的刘博士,却堂而皇之到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卫生部去当政务次长,这是国民党政府对西医杀人的态度。
再讲一个中西医打擂台的故事。有一位在日本留学十一年的余云岫(秀),回国后用西医的理论逐条批判中医,他在1917年出版了《灵素商兑》一书来批判《黄帝内经》,由此在中华大地上掀起了第一次全面否定中医的浪潮。到1929年,又是这位余云岫,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全面废止中医”案, 当时的卫生部副部长刘瑞恒,主持开会讨论这个议案,与会17人中没有一位中医,会后形成三条决议:一是中医注册截止到1930年,二是废止所有的民办中医学校,三是取缔所有的中医的报刊书籍,这三条可以一下子把中医全部消灭。有学者认为,当中西医之争由民间讨论,走到了以行政手段进行废止中医的境况时,中医存亡之事就成为了一件有关中华文化存亡的政治大事。这一年,全国的中医从业者约80万人将面临失业。当时二百多名中医代表聚集上海,去南京请愿,反对当时卫生部通过的这个废止中医案。他们认为“提倡中医是防止文化侵略,提倡中药是防止经济侵略”,这种高远的文化眼光,是八十年前提出来的啊。请愿团找到了孙中山的儿子孙科,他是立法院院长,支持中医的合法权益,就主持搞了个《中医条例》。当时反对中医的汪精卫在行政院当院长,他对孙科说:你不把《中医条例》取消我就辞职,孙科回应说:你不把“废止中医案”取消,我就不当立法院长,一时间在南京政府里形成两派。当时北京中医界四大名医中的孔伯华、施今墨静观这场废止中医闹剧如何收场,孔伯华老先生说:“中医西医谁科学,要由治疗效果来确定,按西医的标准咱们选十二个病人,中西医各治六个,而且你西医先挑,剩下的由我们中医治,打个擂台比赛比赛,看谁治得好治得快治得便宜。”汪精卫一听,说,好啊,那就打打擂台看看,就把西医挑剩的六个病人给了孔伯华先生,这六个病人几乎全是哮喘、高烧、支气管炎、呼吸道急诊病;西医他们成竹在胸,认为给你的那些病都是炎症,不用抗菌素你不可能治好,他们要出老中医的洋相。结果,几副中药下去,六个病人全治好出院了。而西医那边,化验还没弄完哩。当时中医界一片欢呼,让废止中医的那一派十分尴尬。恰在这时,汪精卫的岳母得了痢疾,这个行政院长请了许多西医都治不好,病重得都脱肛了,无奈之下汪精卫的夫人陈壁君,请了老中医施今墨,施先生知道这个病人的背景,把了脉开了药方转身就走,汪精卫的岳母拉住追问:药吃完了昨办啊?施先生说:两付药治好你的病,五付药后吃饭正常,十付药后完全康复。十付药吃完,果然病好了,汪精卫从此对中医不再发议论了。
    还有,“五四”文化精英中的代表人物鲁迅和胡适,都是反对中医的,鲁迅给他父亲抓的药是一位庸医开的,其中要有一对原配的蟋蟀作药引子,这显然是不可能办到的,于是,在《呐喊》这本书里,鲁迅说“中医是有意无意的骗子”。但是后来,事实让鲁迅明白真正的中医中药是骂不倒的。于是他说,《本草纲目》是一部伟大的书,并向人推荐药方,据鲁迅儿子周海婴回忆,他母亲许广平害妇科病,鲁迅请他的许多西医朋友来医治,但久治不愈,这种情况下有人推荐了中药“乌鸡白凤丸”,吃了后很快就治好了,鲁迅还把这个中成药推荐给女作家萧红,萧红服用后也治好了病。所以鲁迅的儿子周海婴说:他父亲是反对庸医而不反对中医。还有“五四”时代力主全盘西化的大学者胡适,他后来被蒋介石派到美国当了大使。胡适在二十八岁时害了糖尿病,当时协合医院的西医说他没救了,有人介绍中医,他说他不相信中医,结果病一天比一天重,浑身发肿,万般无奈之下请了上海著名老中医陆仲安,陆先生号称陆大黄芪,这种药他一用就是半斤,用药很重,他给胡适用黄芪用到六两,把病治好了,连德国医生也十分吃惊,有人以此质问胡适对中医的看法,他说:“中医不科学,胡涂,但能治病,西医很科学,清楚,但治不好病。”而鲁迅在1936年10月死于肺结核,事后其家人对他的日本朋友须藤采用的西医治疗方案提出质疑,也有人认为这是一起谋杀。西医就这么在中华大地上风行,且首先拿我们的文化精英试刀。与时同时,中医在萎缩,尽官在1936年,国民政府正式出台了《中医条例》,允许中医开业行医,可以私人办中医学堂,从法律上确立了中医的地位。但到解放初,与二十年前“废止案”时相比,全国中医减少了30万人。
    山东有个老中医叫刘惠民,曾是毛主席的保健医生。1956年毛主席出外视察得了重感冒,在天津请了许多西医看不好,毛主席就到山东找刘老先生,刘老只给主席开了两付中药,总共四毛钱,治好了病。后来周总理多次用这个例子讲中医的优势。解放后,向南京政府提“废止中医案”的那个余云岫还在反对中医,当时卫生部的几位领导根据他的观点,提出要“改造中医”,让所有的中医都去学习西医。毛主席知道后,说:中医药是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现在不是中医学习西医的问题,而是西医要学习中医。所以五十年代初全国西医学中医。
    但卫生部是西医掌权。1950年,新中国召开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卫生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贺诚及副部长王斌,将中医的死敌余云岫请来参加会议,继续支持他废止中医的观点。这样,新中国的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实际上成了一次围剿中医、消灭中医的会议,并且出台了许多措施。这个消灭中医的会议开过三年之后,全国中医业一片萧条,五十万中医难以公开行医,由此出现了北京中医界的 “八老上书”事件,从而引起毛主席的关注。同时,当时国家文委副主任钱俊瑞,将卫生部取缔中医的做法行文上报中央,毛泽东主席在1953年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严厉谴责民族虚无主义,撤销了贺诚、王斌的副部长职务,《人民日报》在1954和1955年开展了对中药医问题的讨论和对贺诚、王斌的批判。然而,44年后,改革开放了,余云岫死灰复燃,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出台了《执业医师法》,打压中医,虽然余云岫已经死了45年,但仍然要求中医取得行医执照必须考西医知识,这使许多中医师尤其是学徒出身的中医师没有得到医师执业证,无法公开行医,成为贺诚在50年前检讨中所说的 “地下医生”。2004年被取缔的无证医生5万余人;2005年7月前被取缔的无证医生又有3.4万人。这8万余人中肯定有一些庸医,但其中大多数是民间郎中。2005年4月27日《福州晚报》发表文章《百余居民为“游医”求情说明什么?》文中将所谓“游医”能将“感冒在大医院花一两百元都看不好,在这里七八元就可以治愈”的现实,与无证行医的矛盾公开出来,引起了高层领导的重视。据陕西省人民医院医师魏效荣说,2006年,经过西医考试、取得中医行医执照的全国仅有27万人,而这27万中医全部走的是“西医诊断、中医治疗”的路子,如果按中医基本要求,能开出中药方的只有3万人,再如果严格要求,按中医辩证施治的理论能开药方的不足3000千人,我们可是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啊!一部《本草纲目》确定了中国在世界中草药史上的至尊地位,可是到2006年,中国在世界中药贸易里仅仅只占5%的份额。2003年,“非典”流行,西医无能为力,中医却大显身手,据广州中医学院统计,中医治疗“非典”与美国用西医治疗成功率的比例是246:1!一百多年来,中西医争斗的腥风血雨,贯穿着中西文化的对撞史,在这个对撞中,中华民族文化被打压被削弱被欺凌,遭受了与我们民族曾经饱受列强凌辱一样的命运!那么,在这一场场的自我作贱中,不难看出,我们的所谓的文化精英们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我们承认西医西药治病方便快捷,但你也得承认西药治病的同时病人的免疫功能越来越低下,抗病消炎打青梅素吃土梅素,常吃常用就不管用了,什么庆大梅素、罗红梅素不管用了改用先锋梅素,先锋五号不管用了用先锋六号、先锋七号,最后是损害了肝脏、损坏了肾脏,抗病能力越来越低下。就象汽车越来越多,人的腿越来越细,现代人在体育竞赛史上创造了最好的记录,但人的搏击能力、适应环境的能力降到了人类生命史上的最低点。西医西药的副作用是大众百姓都知道的事实。
    毛主席说,中国为世界作的贡献,中医算一个。中医讲究综合调理,又实行辨证施治,中药又是取自自然界的动植物,随地可采、简单便宜,所以最为老百姓欢迎。五十年代中期,施今墨、孔伯华这些老先生上书毛主席,提议中医办大学,毛主席批示后,周总理亲自执行,1956年,中央人民政府发公函任命院长,在全国办了五所中医学院,从此,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南京有了中医药大学。建国初我国的人口平均三十多岁,到现在平均七十三岁,中医药的功劳实在不能抹杀。
    再以汉字为例,看看中西文化的对抗。“五四”时代,一批崇尚西方文化的教授学者曾大声叫喊:废灭汉文!一时间,取消汉字几乎成了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北大校长蔡元培说:“汉字既然要改革,就直接改用拉丁字母。”从俄国回来的瞿秋白说:“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鲁迅认为:“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是“劳苦大众身上的结核”,“倘不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鲁迅全集六卷一六○页)据说,鲁迅先生临终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虽然这话最先是由北大教授钱玄同说出的,但鲁迅认同这种消灭汉字的观点。还有语言学家吕叔湘,他说:“现在通行的老宋体实在丑得可以,倒是外国印书的a、b、c、d,还倒真有很美的字体呢。”钱玄同还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一文中提出了“根本解决”的办法,他说:“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除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钱玄同还放言要把五十岁以上读过古书的人全部拉出去枪毙。还有胡适,他说:“ 如果因为白话文学的奠定和古文学的权威的崩溃,音标文字在那不很辽远的将来能够替代了方块的汉字,做中国四万万人的教育工具和文学工具,那才可以说是中国文学革命的最大的收获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陈独秀说:“ 当此过渡时期,惟有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先改用罗马字母书之。”还有闻一多,他认为中国的古书中没有一点值得留恋的东西,他甚至把儒家、道家和土匪放在一起议论,说他要把传统文化杀个“人仰马翻”。一时间,“废除中医”、“消灭汉字”成了“五四”时期那一批知识分子的主流立场,面对列强的坚船利炮,他们全盘接受西方文化并要彻底铲除中华文化。说穿了,满清当政者是在军事上逼迫向侵略者投降,而这一批知识分子是在文化上主动向侵略者认同。今天,汉字并没有消灭,它仍然由世界上最多的人在使用。中国并没有灭亡,相反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政治大国。
    新中国建立后,国家设立了一个专门机构叫“中国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按毛主席的说法:“文字改革分两步走,先简化汉字,再走世界共同的拼音化道路。”电脑出现后,使用拼音文字的各国在电脑输入中大显优势,于是,消灭汉字的呼声再次响起。《语文现代化》丛刊1980年第一期宣告:“方块汉字在电子计算机上遇到的困难,好像一个行将就木的衰老病人”,还说“历史将证明:电子计算机是方块汉字的掘墓人,也是汉语拼音文字的助产士。”这种对待汉字“深仇大恨”般的诅咒,并没有把汉字灭掉,恰恰相反,这种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古老文字,在电脑输入中突显了它无与伦比的优势。这得力于我们的文化英雄王选和王永民。八十年代,同样是大学教授的王选发明了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并率先设计出相应的专用芯片,在世界上首次使用“参数描述方法”描述汉字笔画特性,并取得欧洲和中国的发明专利,这一技术为新闻、出版全过程的计算机化奠定了基础,被誉为“汉字印刷术的第二次发明”。同时,又有一位优秀的炎黄子孙王永民发明了“五笔字型”,一举解决了汉字的电脑输入问题,他首创“汉字字根周期表”,在世界上首次打破汉字输入电脑每分钟100字大关,并获美、英、中三国专利。使用“五笔字型”,汉字在联合国打印文件时,电脑输入的速度较快,输出的文本最薄,据香港学者安子介说,中文文本与英文文本所占篇幅的平均比率为1:1.8。就是说,同一文本,中文只用一张纸,而英文却要用将近两张纸,办公成本节约近了一半。如果说,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文化每遇到新的问题,象“五四”那批人、象《语文现代化》丛刊的那些人,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自我废弃、向西方投降认同,而真正的中华民族脊梁式的知识分子,他们的选择是首先从我们文化自身,寻求与现代科技接轨的内部机理,王选、王永民正是这样的民族英雄。也有人说,是计算机承救了汉字,其实不然,是汉字本身结构上的科学性使现代高科技与它的对接成为了可能。
    后来,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这其中的微妙变化使多少民族文化工作者悲喜交加!作为中国人,肯定你读得更多的是汉语书。汉文字不仅仅是思想的载体、不仅仅是交流的工具,汉字里更包含着中华文化的遗传信息。因为汉语是象形表意文字,它不仅是符号,而且内含信息,而西方的拼音文字A就是A,B就是B,只是个符号,不含信息。汉字从视觉上看,是形式加状态再加意象,从而形成一个汉字,这个汉字可以明晰而准确地表达对象:比如:田力为男,上边一个“田”字,下边一个“力”字,意思是:在田地里干力气活的人,这样的人是什么人?男人!这就内含着农耕文化的印记。再比如:羊大为“美”,少女为“妙”,“忍”是心字头上一把刀,等等。汉字的内含就是这样丰富。再比如仁义的“仁”字,左边一个单立人,右边一个“二”字,寓意二人为亲,仁者爱人,这在中国文化里,就是人和人应该和谐共处。所以一个汉字里就包含着中国人的伦理道德观。经常说我们是文明古国,文明在那里?汉字就可见一斑。孙中山先生对待中医存在偏见,但他却十分坚决地维护汉字。他说:“盖一民族之进化,并能有文字,良非易事,而其文字之势力,能旁及邻族吞减,而入侵之族,不特不能同化中华民族,反为中国所同化,则文字之功为伟矣。虽今日新学之士,间有创废中国文字之讲,而以作者观之,则中国文字决不当废也。”又说:“抑自人类有史以来,能记五千年之事,翔实无间断者,亦唯中国文字之独有。”
  著名的北大教授、文化学者季羡林先生说:“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延续至今,汉字起了巨大的作用。读古文必须读繁体字,中国文化的信息都在那里面。”如果象“五四精英”那样将汉字灭掉,那么各个地方的方言之间,尤其是北方话和南方话之间,将不会再有实质上的联系,中国也将如台独及日本所希望那样,不只四分五裂、而可能是八分九裂。普通话、客家话、闽南语、潮州话、广东话,虽然语言的发音不同,但都是用相同的汉字来作记载,书面上的沟通照样使五十六个民族心心相连。
    还有,对待中国传统戏剧的问题,“五四”精英们仍然是胳膊肘子朝外拐。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鲁迅对京剧的态度。梅兰芳于1917年、1919年、1924年三访日本,他的艺术蠃得了日本朝野的巨大赞誉。1929年,梅兰芳在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候访问美国,受到包括卓别林在内的好莱坞艺术家们的称赞。1935年2月,苏联专门派轮船“北方”号赴上海迎接梅兰芳。3月23日晚在莫斯科高尔基大街的音乐堂隆重演出,前来观看的除了苏联戏剧界人士外,还有政府首脑、文学家,如斯大林、莫洛托夫、伏洛希罗夫、高尔基、阿•托尔斯泰等,他们都对梅兰芳的表演艺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是闻名世界的苏联戏剧导演,他看了梅兰芳的表演后,叹为观止,表示这才知道除了自己的表演体系外,还有梅兰芳完美体现出来的另一种非常成熟的迥异的戏剧表演体系,他直到晚年都深深记得梅兰芳表演时的动作。一次,他在指导青年演员排练《哈姆雷特》时,专门介绍了梅兰芳的演出技巧,希望演员们从中得到借鉴。另一位著名戏剧导演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则钦佩地说道:“梅兰芳真是个奇迹,凡是关心艺术向前发展的戏剧界人士,都可以从他那儿在演技、节奏和创造象征诸方面学点东西。”旅居苏联的德国大戏剧家布莱希特看了梅兰芳的演出后,盛赞梅兰芳和中国戏曲艺术,兴奋地指出梅兰芳达到了他心目中完美的艺术境界。日本侵华期间,梅兰芳蓄须明志、拒绝为日本人演出。1935年9月21日,梅兰芳在杭州义演7天,所得款项用以赈灾和拨助杭州乞丐收容所经费。
    就是这样一位饮誉世界、具有民族气节的艺术家,却屡屡受到鲁迅的讽刺和挖苦。他说梅兰芳是梅毒,说京剧“毫无美学价值”,认为它只是“玩把戏”的。 《鲁迅全集》提到梅兰芳的地方达9处,几乎每处都是贬损和嘲讽。鲁迅和梅兰芳,俩人平生只见过一次面,那是1933年在上海出席欢迎萧伯纳的聚会,因为萧伯纳听说过梅兰芳访美演出的盛况,特地指名要与梅见面,两位戏剧家就戏剧艺术交换了意见。然而,对人们公认的京剧表演中的象征艺术,鲁迅贬损说:“脸谱和手势,是代数,何尝是象征。它除了白鼻梁表丑角,花脸表强人,执鞭表骑马,推手表开门之外,那里还有什么说不出、做不出的意义?”(《花边文学•谁在没落?》 对梅先生的唱功,鲁迅更嫌刺耳,他说:“前几天的夜里,忽然听到梅兰芳‘艺员’的歌声,自然是留在留声机里的,像粗糙而钝的针尖一般,刺得我耳膜很不舒服。”鲁迅还说:“梅兰芳的游日,游美,其实已不是光的发扬,而是光在中国的收敛。”他评论《黛玉葬花》:“看一位不死不活的天女或林妹妹,我想,大多数人是倒不如看个漂亮活动的村女的。”鲁迅对京剧的言论,连系他对待中医、对待汉字、对待中国古籍和传统文化的态度,只要是中国本土的,那怕受到在西方在赞扬,他也持扫荡的态度。他的文化立场显然和中华传统是决绝的,这也是那一代知识精英普遍的倾向,比如北大教授钱玄同,他除了消灭汉字的言论之外,还说:应该“关闭所有的京剧院!”虽然,“五四”那一批知识分子的主流立场是反传统的,但也有不少学者与之尖锐对立,比如时任清华大学研究院主任的吴宓,面对胡适的当面挑衅,直言:“杀胡适!”他极其反感这群主张全盘西化的人,怒吼:“尽杀谋改汉文之人!”
    站在当今的文明的高点上来看,中西文化各有优长。可是近百年来,我们自己的“学人”却对中华文化竭尽贬损之能事,在当今西方文化日益显出局限的时候,连西方人士都在向中华文化寻求精神资源,而我们更应该自我珍惜。西方的逻辑思惟是解析的,是向物质细部探寻世界,是单向度的;而中国的“道”思惟,它是综合的、辨证的,矛盾双方互为依存。比如中药里边,巴豆能致人腹泻,但巴豆壳却能止泻;甜瓜蒂使人呕吐,但瓜肉却解除呕吐;蓝蛇的头能毒死人,但它的尾巴却能解毒;还有杜仲皮,血压高的人服了能降血压,血压低的人服了能升血压,等等,这些中药及其验方,里边包涵了丰富的辨证思想,这是中华文化的精粹,而西方的形式逻辑主义对此却难于解释。“降压灵”和“升压药”矛盾而相反,统一是不可能的,而中医却偏偏将矛盾的双方合谐为统一体,这就是中西方在哲学思想上的差异。还有,中医的经络学说也给西方的高科技出了难题,他们从解剖上找不到经络实体,但经络疗法治病又是眼见着的事实。对此,西方人接受了针灸,但针灸的理论却使他们失语,谁说现代科技是万能的?
    承认西方科技可以使人致富,从开矿技术到制造业、从改良遗传到高速列车、从空间技术到超级航母,但我们不能无视这把剑的另一面利刃,它疯狂制造财富的同时也残害着人类自身,也在破坏着人们的生态环境。其负面效应,来自西方的大量报导使人们欲哭无泪:全球雄性动物快速雌化,美国鳄鱼生殖功能退化,其阴茎变得弯曲而不能性交;非洲雄豹睾丸滞留腹腔发育不全;北极熊出现雌雄同体现象;在英国,调查人员在雄性虹鳟鱼体内发现了通常只在雌鱼肝脏中才有的特殊蛋白质;在日本,从东京多摩川里捉到的雄鲤鱼,其精囊里竟出现了卵细胞,关东海域的比目鱼出现了“雄性雌化”现象;五十年来,全球男性的平均排精量减少了一半,发达国家百分之二十的妇女失去怀孕功能;更可怕的是臭氧层出现空洞,空气中过剩的二氧化物成倍地在生物体内复制雌激素,等等,到了如今,以至多国不得不在哥本哈根召开国际会议讨论“炭减排”的问题,而西方的高科技头脑才想起了一位中国老者的“天人合一”理论,正如美国学者大卫•格里芬那样在沉痛地反思“现代科学”,可我们自己呢?却在加倍地重复着西方发达国家的悲剧,那么,问题到底出在那里?
    问题出在我们自己身上。是我们自己淡忘甚至抛弃了中华元典文化。五四以来的文化研究,一直被激烈的情绪所左右,所以并没有真正接近中华文化的本源。面包与馒头、刀叉和筷子,是不同民族、不同智慧的结晶,它们功能一样,但形式与工艺不同。如果用面包的标准批评馒头、用西方哲学批评中国哲学,以西方医学为标准批评中医,必然得出中华文化不科学的结论。如果以西方的标准为唯一的标准,必然导致“中国什么也没有”的荒谬结论。西方有面包,东方有馒头,你有你的智慧,我有我的智慧,科学之外还有科学,方法之外有方法,现在的问题是,连西方的有识之士都在将目光投向中华文化,而我们中国一些所谓的 “学人”却顽固地要以西方文化为标准来考量中华文化,这就难免招人唾骂,说他们是二十一世纪的文化汉奸,这实在是究由自取。
    我们中华先祖,脚踏实地的走过一条“道器并重”、“力智同源”的道路,他们“钻木取火”、“构木为巢”,并发明了衣裳、车船、弓矢、栽桑育蚕、培育五谷,并由此而产生了饮誉世界的“四大发明”,从而使中华民族在一段时间里引领着人类文明史的前行。那么,中国民族为什么五千年来延绵不绝,因为:从夏商周开始,我们就有自己广大的领土,在受到外来侵略时有足够的战略纵深;我们就有发达的农业,足以养活自己的人口;我们还有完善的中医药系统,以保障人口的健康与繁衍;我们更有自己的语言文字,足以保证文化的传承不断;我们拥有恒定的文化体系,以保障民族的和谐发展。总之一句话:在当今复杂多变的世界格局中,我们要有文化自信心,我们曾经领先于世界,我们以后还可能领先于世界,因为中华文化有巨大的消化能力、同化能力、创造能力、自我更新能力,我们应该吸取前人的教训,在困难和挫折面前,妄自菲薄、自我弱化、趋同他人,只能使自己更加不如人,而只有从自已的文化内部寻求生发力、创造力,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光耀于世界文化之林。谢谢大家。 

                                                      (作者系陕西省国学艺术研究会主席)


 


 

作者:孙见喜   来源:陕西省国学艺术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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